致内阁陈情书
致内阁陈情书
【注：此为十五年前埃斯基谢希尔法庭审判期间，呈递给政府内阁的陈情书节选。】
｛附注：十五年前，我曾因同一桩冤案向内阁递交此请愿书；如今历史重演，面对完全相同的构陷，我被迫将当年原文再次呈递给当下各有关当局。｝
诸位执掌国柄的决策者啊！
我正遭受着一桩举世罕见的严酷不公。面对如此不公若保持沉默，便是对正义与真理的亵渎。因此，我别无选择，必须挺身而出，揭露真相。
我在此严正要求：若你们认定我在搞颠覆、图谋不轨，那就请拿出合法的铁证，直接判处我死刑或百年重刑！若拿不出证据——（却硬要说一个隐居修道、著书立说的人危害社会）——那除非你们能证明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若既证明不了我是罪犯，又证明不了我是疯子，那就应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与我的学生，停止查禁我的书籍，并令炮制这场冤案的始作俑者承担法律责任，赔偿我们的全部损失与伤害。
任何政府都有其成文的法律与法定程序，必须依据法律定罪量刑。若在共和国的法律中根本找不到判处我们重罪的依据，那么根据法治精神，政府不仅应还我们自由，还应对我们服务《古兰经》的工作予以赞赏、嘉奖与正式平反。
摆在世人面前的，是我倡导的宏伟的服务《古兰经》的事业，如果这一事业真的是在“反政府、反国家”，那绝对不可能仅仅判处我区区一年监禁、判处我的几位朋友区区六个月徒刑便能了事。如果我真是叛国贼或颠覆者，政府理应判处我死刑或百年重刑，并对所有与我一同坚定投身于这项事业的人施以最严厉的惩罚。但如果我们的事业根本无损于政府，那么等待我们的便绝不该是惩罚、监禁与指控，反而应当是政府的认可与嘉奖。
这项事业是伟大的信仰工程，已经诞生了120部著作。它直接向整个欧洲的无神论哲学家们公开叫板，并将他们的反宗教理论根基驳斥得荡然无存。此类具有震撼效应的事业，对内要么引发颠覆性动荡，要么必然结出极具裨益、高尚且宏大的硕果。若这一事业果真旨在反对政府，政府理应判处我死刑或百年重刑，并对所有与我一同投身此事业的人施以最严酷的惩罚，绝不可能仅以区区一年监禁、几位朋友区区六个月徒刑便草草了事。
正因如此，你们绝不能视国法如游戏，企图用“判刑一年”这种手段来遮人耳目、欺骗公众，以此来掩盖那些压迫者加诸在我们身上的阴谋与谎言。
像我这样的人，要么被判处死刑、荣耀无畏地登上绞刑架；要么，就理当在符合其身份的尊严中获得彻底的自由。
试问，一个有能力盗取价值数千里拉钻石的神偷，却偏偏要去偷一块只值十文钱的碎玻璃，从而让自己承担与偷窃钻石同等性质的罪名而受惩罚——这世上绝没有任何一个盗贼、甚至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干出这种蠢事。
这样的“雅贼”必然精明过人，绝不可能做出如此愚不可及之举。（若他真有政治野心，必会如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般博弈，绝不会如起诉书中所描绘的那般幼稚可笑。）
诸位长官！
即便顺着你们那捕风捉影的妄想，假设我真是那个放着钻石不偷、偏去偷玻璃碎片的蠢贼——那我又何必放着高明手段不用，偏要躲到伊斯帕尔塔偏远地区的荒村之中，隐居九年，去煽动那五到十个心思单纯、如今与我一道被判处极轻刑罚的无辜之人，让他们去反对政府，从而将我自己以及视若性命的无数书稿置于险境？
若我果真怀有此意，我大可像过去那样，身居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的政府高职，堂堂正正地引导成千上万人追随我的理想。若是那样，今日等待我的，绝不会沦为这般屈辱的囚徒，相反，我完全可以带着与我的学术身份和宗教伟业相称的尊严，在红尘世界大显风流。
接下来所言，绝非出于自夸炫耀，而是迫于无奈，甚至带着几分羞愧——不得不像自我吹嘘一般，提及我昔日的些许“尘世虚名”。这完全是为了反击那些企图通过司法抹黑，将我贬低为一个“毫无社会价值、平庸卑贱”的普通刑事犯的阴谋。为此，我在此郑重宣告：
凡读过我那本已出版的旧辩护集《两次劫难的证词》者，均可为此作证。（此辩护集系1909年“三·三一事变”后，作者在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汇编。）
在当年的“三·三一事变”期间，我仅凭一篇演讲，便令八个业已叛乱的步兵营重新归顺服从；
正如当年各大报纸竞相报道的那样，在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期间，面对英国占领军的淫威，我秘密出版题为《六袭》的檄文，成功将伊斯坦布尔宗教界与知识界的舆论全面引向反抗英国，为民族解放运动立下汗马功劳；
我曾在圣索菲亚大清真寺，发表振聋发聩的爱国与信仰演讲，数万民众凝视谛听；
当我应邀前往安卡拉，抵达国会时，全体议员起立，以极其热烈的掌声给予隆重欢迎；
在多达一百六十三位国会议员的联名支持下，国会曾批准拨付高达十五万里拉的巨额专款，支持我在东部筹建宗教学校与高等学府；
在议会大厅，面对共和国总统的雷霆之怒，我以坚如磐石的定力，毫无惧色，当面痛斥，并警告其必须履行拜功；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统一进步党政府一致通过决议，任命我为帝国最高宗教科学院——“伊斯兰智慧宫”的院士。政府认为，唯有我的学术造诣，才足以代表国家，向欧洲哲学家有力阐明伊斯兰哲学的真谛；
甚至，我在一战前线炮火中写就、如今却被你们查禁的《古兰经奇迹的彰显》，曾令帝国三军总司令恩维尔帕夏大为折服。为了能在这部“战壕史诗”的吉庆中分得一份荣耀，他曾给予我前所未有的隆重礼遇，并亲自特批、无偿赞助该书出版所需的全部纸张。
这样一位在战场上英勇抗敌、荣立功勋、备受国家最高层盛赞之人，又怎会去染指如同“偷马贼、拐骗犯或扒手”般最下三滥的低级勾当，亲手践踏自己的学术尊严、玷污神圣事业，并连累成千上万名追随者一同蒙羞？
而你们，如今竟企图以“判刑一年”的行径羞辱他，将他当作偷鸡摸狗的普通毛贼一般对待……这极其荒谬，实难理喻。
在毫无正当理由地以长达十年的暗中监视将他折磨至精疲力竭之后，如今竟还要判处他一年有期徒刑、外加一年管制监视，强行令他继续承受折磨。试问，他这样一个当年连高高在上的苏丹专制都绝不容忍、从未有过半分妥协的人，如今却要被迫屈从于一个心怀私怨的卑劣特务、或一个低级警察的任意摆布与肆意羞辱——与其承受这等精神凌辱，他宁愿被直接判处死刑，那反而要体面得多！
若此人真有政治野心，当年果真介入俗世政权，且其神圣事业又允许他放手一搏，那么凭其威望与号召力，所能掀起的动乱规模，其所引发的风暴，其惨烈程度必将是 “梅内门事件”与“谢赫赛义德叛乱”十倍以上！他若真要搞政治对抗，发出的声音必如大炮轰鸣，足以响彻寰宇、令全世界为之震动，绝不至于沦为苍蝇嗡嗡般的地下小动作。
在此，我提请共和国政府高度警惕：将我推入这场司法灾难的，是一股潜伏于体制内部、敌视宗教的幕后秘密委员会。他们借舆论抹黑与政治阴谋，企图将我彻底铲除。
因为，一场史无前例的铺天盖地的妖魔化宣传、政治阴谋与恐怖高压，正全面针对我们。最直接的铁证便是：整整六个月来，尽管我在全国有十万名挚友，却因白色恐怖，竟无一人敢给我写一封信，甚至连一句问候都不敢传递。
那些企图蒙蔽政府的阴谋家四处告密，致使从东部各省到西部各省，举国上下到处都在进行针对我们的抄家搜查与严厉审讯。
这些阴谋家精心策划的蓝图，本是要编织一场滔天大案，将我与千万民众打成死罪。然而讽刺的是，折腾半天，一无所获，最终法庭只能像对待一个普通毛贼那样，尴尬地判处极轻微的刑罚——让这场政治闹剧沦为笑柄。受审的一百一十五人中，最终仅有十五位完全无辜之人被判处区区五六个月的徒刑。
试问，这世上任何一个有理智之人，若手握削铁如泥的钻石宝剑，会去轻轻撩拨狮子或巨龙的尾巴，以此招惹它们攻击自己吗？若其目的真是自卫或决战，必当一剑封喉，直刺要害！
你们在成见与妄想之中，恰恰将我视作这样一个手持宝剑、却只敢去逗弄狮尾的“白痴”，才会以如此荒谬的方式对我定罪判刑。
若我果真如起诉书所述，做出了这般丧失理智、违背常理的蠢行，那么政府理当将我当作一名疯子，直接送入精神病院，而非像现在这样，动用举国宣传机器制造恐怖，煽动舆论反对我。
倘若我确如你们所“高度重视”的那般，是个有分量、有智慧的人，那么我绝不可能为了招惹狮子与巨龙，而用利剑去挑逗它们的尾巴；相反，我必竭尽所能保全自己。
正因如此，过去十年间，我主动选择隐居，忍受超越常人极限的苦难，从未以任何方式干涉政府事务，也从未有过此念。
因为我所从事的神圣事业，从根本上禁止我涉足政治。
诸位执掌国柄的决策者啊！
这难道有一丝可能吗？
正如二十五年前各大报纸所报道：一个仅凭一篇文章就能令三万人改变心意，并吸引整个“行动军”高度瞩目之人；一个面对英国圣公会大主教以六百个词汇提出的刁难，仅用六个单词便给予毁灭性回击之人；一个在宪政初期，发表过堪比顶级外交家演讲之人——
法庭指控他所撰写的一百二十卷著作意在政治颠覆。我要问：在这一百二十卷书中，涉及政治的词汇怎会只有区区十五个？任何一个具备正常理智的人，会相信他著书的目的是为了图谋尘世权位、对抗政府吗？
若其意图果真在于涉足政治、对抗政府，那么凭其才华，哪怕仅在其中一卷书中，也完全可以通过明示或暗示，上百次流露其政治意图。试问，倘若我的目的真的是在政治上批判政府，难道除了女性着装与遗产继承这两条自古沿袭的宗教法理之外，我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可以借题发挥的政治软肋了吗？
一个政府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全新的共和国体制，其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与制度更迭。若一个人真怀有政治意图、欲在政治上反对这个新政权，他能找到的批判把柄，绝不仅仅是那一两个众所周知的宗教课题，而是成千上万个政治痛点——绝不可能是起诉书中揪着不放的那一两个众所周知的教法条文。
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堂堂土耳其共和国的整个现代化革命与新政权，仿佛缩水成了仅有女性着装、遗产继承等“一两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
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批判的目的。仅仅因为多年前旧著中提及了一两个相关词汇，便被扣上“公然攻击国家体制与现代化革命”的罪名。
因此我要请问：一个本质上纯属学术范畴、甚至尚不足以判处最轻刑罚的课题，难道应当被炒作成一桩惊扰举国、令全民陷入恐慌的弥天大案吗？
显而易见，你们将我和那五到十个朋友判处这种平庸且微不足道的轻刑，其真实目的，无非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针对我们的疯狂抹黑宣传，以此恐吓民众，切断我与广大信众的联系，令人们对我产生恐惧与仇恨。
否则，何至于让内政部长叙克吕·卡亚亲自调集大批荷枪实弹的重兵，大张旗鼓地奔赴伊斯帕尔塔，去执行一件本可由一名普通士兵完成的任务——逮捕我？
何至于让内阁总理伊斯梅特本人，也恰恰因这桩案件而亲赴东部各省巡视，进行所谓的政治督战？
更何至于让我在入狱的头两个月里被彻底剥夺言语权利，在这举目无亲的流放之地，警方不准任何人探视，甚至连一句口信、一声问候都不许传入？
这一切反常行径无不昭示着：这是企图让一棵山岳般巨大的树木，去结出一颗鹰嘴豆般微小的果实！这是一种毫无逻辑、毫无智慧且践踏法治的荒诞之举。
这种荒谬至极的行径，莫说是标榜尊崇法治的共和国现代政府，即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只要还配称为“政府”、尚懂得依循基本理性办事的政权，都绝不可能做出这等荒唐之事。
我是在法律框架之内，堂堂正正地索要属于我的合法权利。
我在此严厉指控：那些打着法律幌子、实则肆意践踏法律的执法犯法者，正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深信，共和国的现行法律绝不会纵容这些法匪恶棍的任意妄为，必将还我清白，并彻底恢复我应有的尊严与合法权利。
——赛义德·努尔斯
（译自努尔斯《光束集》十四·三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