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

     无论如何……此刻我之所以要打断这个长篇话题，是因为就在我撰写这份答辩状之时，此地竟接连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正如此前那四次大地震一样——它们恰好都发生在《光明论》遭受无理围攻之际，仿佛正是大地母亲震怒的体现。 

     昨天傍晚，宗教局专家组的报告送到了我手中。报告中对拙作那种近乎“外科手术式”的无理批判，令我不胜痛苦；加之身处隔离之中、无法与外界联系，更让我倍感凄凉压抑。就在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握着这支颤抖的笔勉强写下这些回应之时，这两次地震竟不期而至。 

     诚然，在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残酷隔离与折磨后，我本以为最值得信赖、能够凭借客观学术报告将我救出水火的，正是宗教事务局。然而昨天傍晚，他们却给了我这样一份报告。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意识到：他们非但没有在那些细枝末节上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反而充当了控方的帮凶。报告中竟然指控：“赛义德曾扬言，过去发生的那四次地震，全是《光明论》的显迹。” 

     正如我在列表中所述：这些光明的信仰文字，犹如蒙主悦纳的施舍，本是化解与消弭灾难的媒介；每当真理之言遭受强权打压，灾难便会乘虚而入，有时甚至令大地也为之震怒。我原本正准备就此详加阐述，但突如其来的两次强震打断了我的思路（见注释），使我决定就此打住，不再深谈，直接转入第三点。

    【注：这两次地震发生于 1948 年 9 月 18 日，正值周五上午。见证人为阿菲永监狱光明学生代表：哈利勒、穆斯塔法、穆罕默德·费伊齐、胡斯若夫。】 

第三点：

公道、严谨、求真的宗教局专家学者们啊！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之间便流传着一项广为认可的优良传统——每当一部优秀著作问世，往往会在书末附上其他学者为其撰写的序跋与赞辞。对此，作者通常都会心怀感激地向题词者致谢，而其同侪与竞争者，也绝不会因此便指责作者是“自我炫耀”。 

     然而，我们当中那些最为纯洁、忠诚与可敬的光明学子——如已故的哈桑·费伊齐与殉道者哈菲兹·阿里——为了在我遭受无数不公正顽敌残酷围攻、孤立无援、身心俱疲之际拉我一把，同时也为了鼓励那些渴求信仰的人，才在书末写下了这些赞语。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我并未全然拒绝这些赞美，而是将其中涉及我个人荣誉的部分，全部转化为对弘扬真理著作本身的颂扬。你们却在报告中将这种做法定性为“自我炫耀”。这样的指控令我深感痛心，我实难将其与你们的学术严谨、宽容与公道联系在一起。

     那些心地纯洁的同仁在写下这些赞辞时，脑中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图谋。他们只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得出判断：“在这个时代，古代圣训所隐含的‘象征意义’，其中一项最佳的对应实例与具体体现，正是《光明论》。” 不能把这句话说成是他们的错误，因为时代的发展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退一万步讲，即便其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夸张或偏颇，那也至多属于纯粹的学术性误差。试问，在这个世界上，难道每个人不都有权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吗？ 

     众所周知，在伊斯兰教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二个学派，尤其是哈奈菲、马立克、沙斐仪、罕伯里这四大正统法学派，还有近七十个教义学与教法原理学的研究圈子，学者们在著作中提出了多少彼此迥异的观点与见解，这一点你们应当十分清楚。然而，在当下这个信仰面临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宗教界学者的团结，而非内部纷争。如今，我们必须放下这些细枝末节上的分歧，停止一切无谓的内耗与学术争执。 

（译自努尔斯《光束集》十四·十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