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诉
申诉
自代尼兹利法院宣告我无罪以来，过去三年我始终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与政治毫无瓜葛。然而如今这起最终导致我被囚禁于阿菲永的“新案件”，从十个层面完全违法。
第一点：
《光明论》已先后经三家法院、三组专家委员会审查，并在安卡拉七个权威部门和司法机关接受长达两年的反复审查，最终不仅所有著作被确认清白，我本人与七十五位同仁亦全部被判无罪，未受一日监禁。
在已有定论的情况下，如今竟再次将其视为“有害文件”而强行查缴，这是对司法既判力的公然践踏，任何稍有正义感者皆可明辨。
第二点:
获释后的三年半里，我孤独隐居埃米尔达，住所内外上锁，访客能见面者不足百分之一，连持续二十年的著述也已停笔。面对如此完全脱离世俗的隐居者，执法者竟破门搜查，除几页阿拉伯语祷词和床头的信仰匾额外一无所获，却仍施以折磨。此等暴行何等违法，稍有良知者皆能理解。
第三点:
正如庭审所述，七十名证人可证实：过去七年（二战期间）我对世界大战毫不知情且无探知意愿，这种状态已持续十年。二十五年来，我没读过一份报纸，未听任何新闻。三十年来，我始终践行“求主使我远离恶魔与政治之害”的格言，全力逃避政治。
即便二十二年间饱受折磨，我亦从未向政府求助，唯恐招致政客关注。对于这样一位避世患病的老人，当局竟如对待危险政客般突袭隐居之所，在其患病期间实施前所未有的迫害，此等行径何谈法律正当性？凡存一丝人性者，对此唯有悲愤与哀叹。
第四点:
埃斯基谢希尔法院曾以“非法组织”与“设立教团”嫌疑审查六个月。虽然当时高层首脑出于私怨施压，法院在核心指控上查无实据，最终只能宣判无罪。然而，法官并未依据法律明文，而是凭主观偏见，仅借《论女性衣着》中一小段内容做文章，将百名在押学生中的数人强行判处六个月监禁（含已折抵的四个月）。
十年后，代尼兹利法院又审理了九个月，将五大箱书籍和二十年的通信发往安卡拉的高级刑事法院。经过两年的周密审查，这些法院一致判定“建立组织”和“加入教团”等指控不成立，宣告无罪，并将书籍退还给主人。
如今行政机关无视既判法律结论，仍视我为权谋家，试图在教团问题上构陷。此等行为完全背离法治精神，稍具人性者都心知肚明。
(注：《光明论》的根本目标是“确证的信仰”与《古兰经》的真理。正因如此，三家法院都判定其不属于（被禁的）苏菲教团。
况且一种民族千年来所循的修行道路，不应成为罪状；所谓“社团”实为基于宗教情谊的精神纽带，法院早已确认其非政治组织。）
第五点：
仁爱是《光明论》与我个人的核心信念，也是我三十年来的生活准则。为了避免伤及无辜，我不仅从未报复那些迫害我的人，甚至不愿以任何形式的诅咒伤害他们。即便面对极端残忍、毫无信仰的施暴者，我虽心怀愤怒，但仁爱之心阻止我采取报复行动。我深知，若那些暴徒遭受报应，他们年迈的父母或无辜的子女也将陷入痛苦。正是为了这些无辜者的福祉，我选择了宽容，甚至免除了他们对我的所有亏欠。
正是秉持这种“仁爱”的精神，我不仅自身从未干扰行政与治安，还严格告诫同仁不得越界。三省许多正直的治安官员都曾坦言：“这些光明学生自发维护秩序，堪称‘精神警察’。” 这一事实有二十年来的治安记录和数千名从未违法的光明学生为证。然而，执法部门却像对待革命党人、穷凶极恶的凶犯或秘密组织成员般突袭我的住所，将我珍藏的手抄本《古兰经》和床头信仰牌匾当作“禁物”强行没收。试问：哪条法律允许如此行径？这种无端猜忌将原本维护治安的数千虔诚民众推向对立面，究竟符合谁的利益？
第六点：
三十年前，蒙真主恩典，我通过《古兰经》的启示，深刻认识到今世的荣耀、名利与膨胀的自我是何等虚幻无益。凡与我交往或为我服务者皆可作证，我始终在与自己的“私欲”奋力斗争，追求谦卑，舍弃自我，从未矫饰虚伪。
世人皆渴望赞誉，但二十年来，我竭力逃避大众的青睐，远离他人的赞美，隐姓埋名，追求谦卑，甚至不惜伤害好友的感情也要拒绝他们的赞美。我将一切功德归于作为《古兰经》注疏的《光明论》，归功于光明学生的“集体人格”，始终自视为《古兰经》的卑微仆人，从不追求显赫声名。即便远方有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推崇我，或如库塔希亚有人模仿我的签名写信，或如在巴勒克埃西尔发现一本作者不明的政治书籍——这些与我何干？
试问：依据哪条法律，一个病弱隐居的老人需为此承担责任？仅仅因为查无实据，便暴力破门，查封我的祷词抄本和信仰牌匾，这种野蛮行径，岂是法律或政策所能容许？
第七点：
当时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思潮纷杂，各种党派纷纷出笼。我本可借此赢得众多政治盟友，但为不损害信仰的纯洁、不使政府猜忌、不被尘世纠缠，我不仅未参与政治，更严令所有追随者：“绝不可卷入政治旋涡，绝不可破坏社会秩序！”此举使我开罪新旧两方：旧势力疑我谋反，新势力因我拒绝效力而屡屡制造麻烦。
我完全置身世俗生活之外，一心追求后世。二十二年间未给故乡努尔斯村的亲兄弟写过一信；二十年来写给东部省区朋友的信件总数未超过十封。对于这样一个孤苦伶仃、唯求后世之人，究竟哪条法律允许如此粗暴地干扰他的信仰生活？
那些对国家、民族和道德危害深重的无神论著作大行其道，共产主义的出版物在“出版自由”的旗号下畅通无阻；而二十年来致力于提升民族道德、维护社会稳定、重建伊斯兰世界兄弟情谊、加强外部世界对这个民族友谊的《光明论》却横遭查禁。
应内政部长要求，宗教事务局学者对《光明论》审查三月，非但未予批评，反而充分肯定其价值，将《阿里之剑》《穆萨权杖》称为“有价值的著作”并收入馆藏；朝觐者甚至声称在圣陵亲见《穆萨权杖》。即便如此，行政机关仍将《光明论》篇章视为“有害文件”收缴并移交法庭。
试问：法律、良知与正义岂能容忍这种行为？
第八点：
在经历二十二年无端流放后，即便重获自由，我也未能回到数千亲友翘首以盼的故土，而是选择在异乡孤独隐居。为避开公众尊崇，我刻意远离人群——甚至被迫放弃清真寺集体礼拜的巨大回赐，转而在斗室独礼，只为彻底避开任何世俗政治的牵连。
过去二十年的事实、数以千计的土耳其同胞已经证明：在我心中，一位虔诚的土耳其兄弟远胜众多对宗教冷漠的库尔德同族。我在法庭上声明，我绝不会拿像哈菲兹·阿里这样信仰坚定的土耳其兄弟，去交换一百个不学无术的库尔德人。
四十年来，我竭尽所能，通过著作巩固伊斯兰兄弟情谊，增进穆斯林间的互爱互谅。
我视土耳其民族为《古兰经》的旗手，是《古兰经》所赞许的民族（5:54）。我深爱他们，一生生活于他们之中。然而前任省长竟利用公职身份挑拨离间，对我的朋友恶意煽动：“他是库尔德人，你们是土耳其人；他属沙斐仪派，你们属哈乃斐派。”——妄图以此卑劣言辞恐吓信众，撕裂我们的情谊。
此外，在过去二十年的两度司法审查中，从未有法官强迫我改变衣着。如今社会对服饰的要求已渐趋宽松，甚至半数士兵都可不戴西式礼帽。然而，你们却要强迫一个年迈的隐士戴上西式礼帽——这种无理的压迫，究竟符合哪条法律？又符合何种国家利益？
第九点：
此点至关重要且无可辩驳，但因其涉及敏感的政治，我暂且缄默不语。
（注：历史明证，在不同信仰的政权下，持不同政见者皆可共存。伊斯兰政府中有基督徒和犹太人，基督徒或祆教政府中亦有穆斯林。这说明：只要不破坏社会治安，法律便无权干涉他人思想。况且，法律惩处的是犯罪事实，而非“犯罪的可能性”。若仅因具备作案能力就定罪，那么人人皆有杀人之能，难道就要将所有人都送上法庭吗？）
第十点：
这种毫无益处、于法无据的攻击，纯粹源于行政官员的疑神疑鬼、小题大做——他们将微不足道的小事无限上纲，夸大为潜在的威胁。为恪守我远离政治的原则，为不触碰政治，对此我们亦选择保持沉默。
面对上述这十种践踏法律、悖离正义的行径，我们唯有宣告：
“真主使我们满足，他是优美的监护者！”（3:173）
赛义德·努尔斯
（译自努尔斯《光束集》十四·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