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最高法院
致最高法院
继阿菲永法院作出不公判决之后，贵院曾在终审中撤销原判，还我们以公道。然而，在随后的重审程序中，他们依旧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他们强迫我们听读第三份针对我们的措辞严厉、充满敌意的起诉书；同时又严禁任何人接近我，使我无法获得撰写答辩所需的任何帮助。
尽管我书写能力有限，且身染重病，我仍亲手写下这份诉状，并将其作为终审上诉状，呈交贵院——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唯有贵院曾两度主持公道，做出公正裁决。
奉主尊名，赞主清净
【这是一份面向末日大审判的请愿书，也是一封呈递于神圣御前的控诉。愿这个时代的最高法院、将来的子孙后代、还有未来大学中那些心怀公义的师生，皆能听闻：
在此，我怀着悲愤之情，将二十三年中所遭受的数百次苦难与折磨，择出“其中十项”，呈于绝对公正、威严无比的至高主宰御前。】
第一项控诉：
尽管我有诸多不足，但已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民族的福祉以及救赎他们信仰的事业。为了那无数英雄头颅为之抛洒的真理——即《古兰经》的真理，我甘愿也献出自己的头颅，并竭尽全力借由《光明论》而奋斗。面对所有残暴的折磨，在神圣的襄助下，面对一切残暴折磨，我始终坚贞不屈，未曾退却。
具体而言，在此次阿菲永监禁与受审过程中，我遭受了各种极端虐待，其中之一是：
他们先后三次、每次长达近两个小时，强迫我和那些渴望从正义中获得慰藉的无辜光明学生，听读他们充满恶意与诬陷的起诉书。我一再恳求：“请给我五到十分钟，容我为我们的权利辩护。”然而，他们给我的发言时间，从未超过一两分钟。
我被关押在绝对隔离状态中长达二十个月，其间仅获准与一两位友人短暂会面三四个小时，而他们也只能在撰写辩护状时提供极其有限的协助。此后，连这点短暂的接触也被彻底禁止。这正是他们在残酷虐待中对我的又一种惩罚。
检察官采取生拉硬扯、东拼西凑的伎俩，通过断章取义、恶意歪曲、诬陷和捏造谎言，炮制了针对我们的起诉书。在其短短十五页的篇幅中，尽管我已经确凿地指出了多达八十一处谬误，但他们依然强迫我们去听这篇充满恶意的材料。他们彻底剥夺了我的发言权。
如果当时他们允许我发言，我本打算这样陈词：
那些犹太人、基督徒、拜火教徒，尤其是披着布尔什维克外衣的无政府主义者、叛教者与伪信者，他们全盘否定伊斯兰，羞辱奥斯曼帝国的先辈，拒绝承认先知与《古兰经》，但你们却以“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为由，丝毫不加干预；
像英国这样一个在基督教立场上极为狂热、手段残暴的帝国，在其统治下的数千万穆斯林每日诵读《古兰经》，从根本上否定英国的一切荒谬信仰与不信道原则，而英国的法庭却从未因此对他们进行清算；
并且在任何国家，当反对派公开传播其主张时，当地政府的法庭通常也不会轻率定罪。
既然如此，我四十年的生涯、《光明论》的一百三十册著作，以及我最私密的文章与书信，先后经过了伊斯帕尔塔政府、德尼兹利法院、安卡拉刑事法院、宗教事务局，以及两三次最高法院极其严格的彻底审查，且《光明论》所有私密和公开的文本在他们手中扣押了两三年，却连一条足以构成轻微刑罚的罪名都未能指认出来。
更何况，在我身体极度虚弱、饱受迫害、孤立无援、处境险恶的情况下，《光明论》已经用事实证明，它是引导二十万忠诚学子、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与社会治安的最有力、最坚固、最纯正的指南。
而今，你们手握《光明论》的各册书稿，面对我们长达四百页、足以证明清白的辩护材料，却仍要以重刑侮辱我们，使我们与世隔绝。
请问，你们究竟依据的是哪一条法律？凭的是哪一种良心？又以何种公共利益为由，定我们有罪？！
毫无疑问，在复生日的大审判中，造物主必向你们彻底清算这笔账！
第二项控诉：
他们企图惩罚我的另一理由，在于：
当现代世俗文明对《古兰经》中关于女性着装、遗产继承、记念真主、多妻制等极其明晰的经文提出种种挑剔与质疑时，我撰写了令他们哑口无言的精辟经注。
十五年前，我曾向埃斯基谢希尔法院及安卡拉最高法院提出复审（纠错）申请，并在其中写下如下文字。控方将这段话抄录于对我的起诉书中。而今天，面对这剥夺我的发言权，抛出充满八十余处谬误的恶意起诉书，判处我两年重刑、绝对隔离、两年流放与严密监视的审判席，我再次一字不改地重申这段话——因为它既是面向末日大审判的控诉，也是对后世开明学界的警示，我将其与《宰赫兰的明证》一齐呈交贵院重审，因为最高法院曾两次秉持正义，倾听了我们的呼吁。
这就是我对法庭的陈词：
在长达一千三百五十年的岁月中，每一个世纪里，都有三亿五千万穆斯林在社会生活里遵循着这一神圣而真实的天道法则。
我不过是根据三十五万部经注的一致认定，承袭我们先祖一千三百年来坚贞不移的信仰，对这些法则作出了注解。
倘若这片土地上尚存一丝正义，那么，任何将此类注解定为有罪的不公判决，都必将被废止，这一判词也必将被推翻。
我为此大声疾呼，哪怕要让这个时代的聋子们也听得清楚！难道仅仅因为一个人在思想与学术层面无法接受那些因应时代权宜之计而临时引入的外来法律，仅仅因为他放弃政治、退出社会生活，你们便要以他对《古兰经》经文的诠释而定他有罪吗？
若如此，这不就是在公然否定伊斯兰吗？
这不就是对数十亿虔诚、英勇先祖的背叛与侮辱吗？
这不就是对数十万部《古兰经》经注的无端指控吗？
第三项控诉
他们判定我有罪的所谓理由之一，竟是声称我“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治安”。
检方为了强行定罪，竟把概率仅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虚幻假设，直接当作既成事实。
他们从某些私密文献与私人信件中，从《光明论》那百万字的宏篇巨著中，恶意挑选出区区四五十个词汇，断章取义，强行曲解，将其包装成所谓的“呈堂铁证”，以此指控我们，惩罚我们。
对此，我只需呼唤三四十年来亲眼见证我风骨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成千上万名《光明论》的核心追随者，让他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掷地有声地正告世人：
当年，英军占领伊斯坦布尔，英军总司令阴谋分化瓦解伊斯兰阵营，诱骗谢赫伊斯兰与部分宗教学者，唆使他们彼此攻讦，强行让“自由和协派”与“联合进步派”陷入惨烈的派系内耗，企图从精神与组织上彻底扼杀民族解放运动，为希腊军队入侵安纳托利亚铺平道路。
就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是我，在爱国知识分子埃什雷夫·埃迪布的全力协助下，冒死印刷并公开发表了针对英国与希腊侵略者的战斗檄文——《恶魔六计》，一举粉碎了那位英国总司令阴险毒辣的政治图谋。
英国占领军总司令因此暴怒，以死刑威胁，而我未曾退缩半步；即便当年安卡拉的领袖们感念此功，屡次郑重邀我前往避难，我也绝未在危难之际逃往安卡拉。
更早之前，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中，面对沙俄三军总司令亲自下达的死刑判决，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译注：一战期间，作者作为志愿军团长在前线负伤被俘，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的科斯特罗马战俘营。期间，沙俄军队的高加索三军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视察战俘营时，所有人起立迎接，唯独努尔斯因“坚守伊斯兰学者的尊严，绝不向异教徒侵略者低头”而端坐不动。大公被激怒，当场判处他死刑。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努尔斯甚至拒绝了对方的调解，平静地做完了最后的礼拜。大公最终被他的精神力量彻底折服，撤销了死刑判决。）
在当年的“331兵变”中，我仅凭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便让八个已然哗变的步兵营洗心革面，重新归顺，服从国家指挥。
兵变平定后，在特别军事法庭上，面对审判席上那些权势熏天的将军（帕夏），面对他们震怒的质问：
“你也是个复辟分子吗？你也妄想恢复神圣律法吗？”
面对绞刑架，我视他们手中的死刑权柄如粪土，傲然作答：
“如果所谓的宪政，不过是一个党派强加的专制独裁，那么，让天地间所有的精灵与人类都来作证：我甘愿做你们口中的‘复辟分子’！即便只为神圣沙里亚的一条微言大义，我也随时准备献出我的灵魂！”
这番话未曾招来杀身之祸，反而令那些军方大员震惊之余由衷赞叹。在众人皆以为我必死无疑的等待中，法庭竟宣判我无罪。而我走出法庭时，未曾向他们道半句谢言，反倒在街头放声高喊：“火狱万岁！火狱专为暴君而设！”
正如阿菲永法院的判决书所记载，当年在安卡拉的议会主席大厅里，穆斯塔法·凯末尔当众怒斥我：
“我们把你请到这里，本是为了让你向我们献策治国！可你一来，却写下关于每日礼拜的说教，在我们内部制造分裂！”
面对他的震怒，我却在四五十名国会议员的注视下，直言不讳地反唇相讥：
“在确立信仰之后，世间最崇高的天职便是礼拜！不礼拜的人，是对造物主与国民的背叛，而背叛者的主张，应被彻底唾弃！”
面对这番回答，那位威震一时的统帅，竟然破天荒地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歉意，生生收回了他的雷霆之怒。
（译注：1922年，应安卡拉新政府的多次邀请，努尔斯来到大国民议会。但他发现新政权的许多高官和议员在赢得独立战争后，开始全面抛弃宗教信仰、甚至不礼拜。于是努尔斯撰写了一份包含十条核心内容的宣言，分发给全体议员，号召大家坚守礼拜。这让建立世俗化国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极为震怒。）
正是我——
被流放、软禁、监视居住长达二十三年，历经六省警方与政府长年严密监控，却未曾留下一条危害治安的记录；
正是我——
拥有数十万追随者，却在万千弟子中，除了一名年幼学生在正当防卫中发生的一点微小纠纷外，全土耳其从未听闻任何一位光明学生犯下罪行；
正是我——
无论被投入哪座监狱，都能将重刑犯感化，使其改邪归正；
正是我——
以二十三年流亡生涯、三次不同政府时期法院的无罪判决、以及数十万弟子言行一致的见证，无可辩驳地证明：即便《光明论》在全国流传数十万册，于国家与社会，唯有百利而无一害。
正是我——
如今隐居山野，孑然一身，孤苦无依，垂垂老矣，一贫如洗；自知已站在坟墓的门槛前，倾尽全部力量与信念，抛却一切红尘俗物，唯愿为早年的一丝缺憾寻求救赎，为那永恒的彼岸生命寻找归宿。
正是我——
对人世功名利禄不屑一顾；甚至因内心深沉的慈悲，唯恐自己一旦诅咒，真主的惩罚会牵连社会上的无辜妇孺与老人，竟对这二十多年来投毒暗杀我、折磨我、剥夺我自由的特务与残酷官僚，连一句恶言诅咒都不曾发出。
面对这样一个毫无政治野心、对仇敌亦怀慈悲、曾在历史上为国家立下不世之功的垂暮老人，你们竟还能厚颜坐在审判席上罗织罪名，说：“这个隐居的孤苦老头破坏了治安，危害了国家安全，他的目的是世俗的政治阴谋，他的书信往来是为了红尘名利，因此他罪大恶极。”并借此将我囚禁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判决——那么，这些罗织罪名之人，以及那些在极度严酷条件下判处我有罪之人，毫无疑问，上至九天，下至九幽，才是真正罪责滔天的人！他们必在那最终的至高神圣大审判面前，接受清算，付出代价！
试问：
一个当年仅凭一篇演讲，便让八个哗变叛乱的步兵营重新归顺；
一个四十年前仅凭一篇文章，便赢得数千人追随拥戴；
一个面对三位权势滔天的统帅（英国占领军总司令、俄国三军总司令、凯末尔），未曾有过半点恐惧与谄媚的人——
一个在历次法庭上傲然宣告：
“纵使我脖颈上长着如发丝般密集的头颅，即便你们每日砍掉其中一颗，我也绝不向无神论异端与迷误缴械投降！我绝不可能做出背叛祖国、背叛同胞与伊斯兰信仰的勾当！我这颗早已彻底奉献给《古兰经》真理的头颅，绝不可能向任何暴君与压迫者低头！”
一个如今在埃米尔达流放地、除了五到十个共谋后世救赎的弟兄和三四个照料起居的随从外，几乎不与任何外人产生瓜葛的人——
针对这样一个人，控方竟在起诉书中罗织罪名说：“这个赛义德在埃米尔达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包藏祸心，破坏治安，用其思想‘毒害’当地部分民众；周边有二十名党羽在私人信件中大肆吹捧他，足证此人正在暗中操盘，策划一场反对现代化革命与现政府的政治阴谋。”
以此为借口，怀着史无前例的敌意与羞辱，将我投入监狱严刑羁押两年，在狱中以绝对隔离禁闭，在法庭上以剥夺发言权的方式折磨我。
那些做出如此行径的人，究竟将公理、正义与良知践踏到了何种地步？我且将此交给他们自己的良心去承受审判！
这难道有丝毫可能吗？一个曾获得超乎想象的崇高民望、仅凭一篇演讲便让数千叛军俯首听令、仅凭一篇文章便能号召成千上万民众加入“穆罕默德团结协会”，乃至在圣索菲亚大清真寺让五万各界精英带着由衷赞赏聆听其演讲的人，若真如你们所说图谋政权，却在埃米尔达处心积虑折腾整整三年，最终竟然只能“糊弄”区区五到十个乡民？
一个已经一只脚踏进坟墓的老人，会愚蠢到抛弃关乎灵魂永恒得救的后世大业，跑来和你们玩弄红尘卑劣的政治阴谋？
他会自寻死路，亲手用政治的肮脏黑暗，去玷污和塞满那原本应充满信仰光明的坟墓吗？
这怎么可能？！
毫无疑问，面对如此荒谬的罗织构陷，只怕连魔鬼自己，也休想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接受这种鬼话！
（译自努尔斯《光束集》十四·三十五·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