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寻他千百度

穆罕默德·费伊兹的辩护词

致阿菲永重罪法庭：

     起诉书将我认定为导师赛义德·努尔斯的机要秘书，指控我因与导师本人及《光明论》联系密切、长期提供各类服务，据此将我的相关行为列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对于这项指控，我非但毫无辩驳，反而欣然领受，并且引以为豪！

     我天性中怀有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最直接的证据便是：在德尼兹利事件中，当局搜查我的住所时，官方笔录证实，我家藏有五百八十册各类学术著作与阿拉伯语典籍。尽管我清贫、年轻，阿拉伯语也尚不纯熟，但能让我搜集到连千分之一的人都不曾拥有的这五百八十册书，正是一种非凡的求学热忱与对知识的无比热爱。正是凭借这一天生禀赋，我始终在寻觅一位能够指引我的真正导师。无限感恩真主，他将我远赴千里苦苦追寻的良师，就近赐予了我！

     的确，我的导师赛义德·努尔斯毕生浸润于热忱治学，在伊斯兰知识的求索中度过一生，他的生平便是明证。无论我亲眼所见、据其传记所载，还是根据他的早期学生转述，我确信：我天性中对学术的热爱，在导师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于普通的传统经院学者，他独自一人坚守经院学人的本分，甘愿承受世间一切苦难。政客们因无法理解导师的这种超然境界，硬把他同毫不相干的政治绑在一起，甚至将他投入监狱。然而此后，真主使那份学术热忱化为开启《古兰经》奥义的钥匙，《光明论》遂应运而生，令诸多学者与哲学家叹为观止。

     就在那时，我在卡斯塔莫努遇到了这位我一生寻觅、完全契合我天性却又远高于我期许的崇高导师，这完全是真主赐予我的恩典。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将为此心怀无尽感恩。

     为维护学术尊严，导师从不接受施舍与馈赠，亦禁止弟子受取，他从不向任何人折节。即便在战争前线，他也不屑于为保命躲入战壕；面对三位位高权重、性情暴烈的司令，他以学者的风骨据理力争，非但不畏惧对方的盛怒，反而令三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正因深知这位导师为维护国家、民族及土耳其学者的荣誉奉献了一切，我才将他奉为真正的导师。对于这样一位为祖国民族真正无私奉献的导师，即便假设他有一百个缺点，也理当宽容待之，而非苛责。

     本国爱国人士在君主立宪时期，民族主义者在共和国时期，都曾代表国家与民族高度肯定导师在学术领域的非凡贡献。相关例证确凿可考：拟按爱资哈尔模式建于凡城的“宰赫兰经学院”东方大学计划，联合进步党政府曾拨款一万九千金里拉，惜因一战中断；二十四年前，共和国政府亦由一百六十三名议员联署，批准为导师的这一大学工程拨款十五万里拉。这位崇高的导师凭一己之力，几乎建成了一所本需数千学者协力方能成就的如爱资哈尔大学那般的宏伟学府。这足以说明：爱国者与民族主义者，理当与经院学者一道，对导师的贡献予以认可、赞赏与推崇。

     我们既有幸得遇这样的导师，便已下定决心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对于这位以神圣光明的经学造诣与一百三十余篇著作引导我在知识与信仰之路上精进的当代经学大家，我怀着无比的崇敬！这份崇敬，如主所愿，将持续至永恒。

     检方企图据此给我定罪，即便经过数月反复搜查，也始终无法证实所谓 “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的秘密组织”，从根本上便不存在，我们亦与之毫无干系。与我们唯一有关联的纽带，是在共和国法律面前屡受检验、获专家委员会尊重并在法庭被判无罪的《光明论》。这绝非叛国行为，完全是为了对祖国和民族有益的学术事业所付出的正当努力。除此之外，我们既无任何政治目的，也没有任何私人图谋。

     因此，鉴于我们的清白与真诚昭然可见，一如昔日德尼兹利法庭上的情形，我恳请尊贵而公正的法庭彰明正义，宣告我无罪。

   阿菲永监狱在押的卡斯塔莫努人：穆罕默德·费伊兹·帕穆克丘

（译自努尔斯《光束集》十四·一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