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自述

致总理府、司法部、内务部^[1]

     凡完整亲历奥斯曼帝国宪政复归、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占领期、安卡拉国民政府初创直至土耳其共和国诞生这一系列历史巨变的政府高层政要，都对我本人皆十分熟悉。即便如此，我仍愿如逐帧放映留存多年的影像胶片一般，和大家一同回溯我跌宕起伏的一生。

     我生于比特利斯省努尔斯村。求学时期，一路和遇到的学者辩论、参与学术争鸣，在神圣庇佑下屡屡折服对手，就这样辗转来到了首都伊斯坦布尔。在这里，我骤然被卷入一场席卷朝野的盛名与纷争漩涡之中，终因政敌罗织诬陷，在已故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敕令下，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及至帝国宣布重行宪政，又因我在平定“三三一兵变”中建立的功勋，我得到了“联合进步委员会”执政当局的高度关注。随后，我上书提议在东部凡城创办一所比肩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东方伊斯兰高等学府，定名“宰赫兰大学”，且已亲自主持校园奠基仪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我召集门下弟子组建志愿民团，以指挥官身份开赴前线，最终在高加索战线的比特利斯保卫战中负伤被俘。

     自战俘营历经九死一生重返伊斯坦布尔后，我被委任为帝国最高教务机构“伊斯兰智慧院”专职院士。停战协议签署后的黑暗占领期，我全身心投入伊斯坦布尔的抵抗运动，公开对抗外国占领军的管控。及至安卡拉国民抵抗运动取得全面胜利，我过往的爱国功绩得到新政府的正式表彰，搁置已久的东部大学创办提案也被重新纳入官方议事日程。至此为止，我的前半生始终以一名全然投身社会事务的爱国者身份立身行事，彼时我始终冀望通过参与政治革新与社会改良，完成服务宗教信仰的宏愿。

     然而正是在这一节点，我做出了彻底的人生转向：全然摒弃红尘俗世的功名利禄，以我自己的表述便是——亲手将那个热衷社会政治活动的“旧赛义德”彻底埋葬。我洗心革面，蜕变为一名全然以追求后世福祉为核心的“新赛义德”，自此彻底退出所有世俗公共事务。为求得彻底的隐遁清修，我最初隐居于伊斯坦布尔近郊的优舍尔山，随后辗转返回故乡比特利斯与凡城一带，将自己禁闭于深山岩洞之中，唯以灵魂与良知深处的属灵喜悦朝夕相伴。我恪守“祈求真主护佑我免遭恶魔与政治之侵害”的至理铁律，全然潜入个人的精神与心灵世界，终日以参悟、研习尊贵的《古兰经》为日常功课，正式开启了专属于“新赛义德”的纯粹灵修生涯。

     然而，命运无常，由于前定的玄机，我最终以流放者的身份被强制迁徙，辗转于全国多处地域。正是在这段漫长的流放岁月中，蒙《古兰经》神圣源泉的持续滋养，我的内心不断获得启迪。我将《古兰经》赋予我的所有心灵启迪逐一笔录成文，汇集成若干独立篇章，最终形成完整的《光明论》文集。正因整部著作完全奠基于《古兰经》的神圣真理之光，“光明论”这一名称完全是从我个人的良知深处自然生发，未掺杂任何人为刻意设计的成分。我以全部信仰起誓，这些篇章全然承接神圣的启迪和指引；对于那些在极端危险环境中仍坚持手工抄录这些文稿的信士，我由衷地对他们说：“求主赐福你们！”身处信仰荒芜的时代，我们绝无任何正当理由，将信仰的光芒对世人秘而不宣。

     这些篇章经由大批信仰纯正的信士自发辗转传抄，这一现象让我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一切绝非单凭人力便可促成，而是一场旨在巩固、重塑民众信仰的神圣复兴运动——彼时普通信众的信仰根基，早已被现代虚无主义思潮严重侵蚀。对于这股神圣的时代洪流，任何保有信仰的人非但无力阻挡，我更深刻体认到，自己在宗教本分上负有绝对义务，去鼓励并推动这一事业的正当发展。直至今日，这部篇幅已达一百三十篇的文集，内容始终严格限定于后世归宿与信仰哲理的阐释，从未有任何篇章刻意触及或讨论世俗政治与权谋相关的内容。

（译自努尔斯《光束集》十四·六十三上）

[1] 注：此文系我们崇敬的导师在阿菲永监狱遭受羁押期间，在其许可下由其辩护律师团队起草，并呈送给上述各大国家机关的。——松古尔